一架遣返难民的包机从瑞典博伦厄迎着朝阳起飞，机舱内，一个吉普赛孩童依偎在父母肩头，一位年轻男子出神地盯着窗外的云朵，随行的警察没有穿制服。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普通飞往南方的度假者。这是欧盟边境安全署（Frontex）拍摄的一段影片，它想要给人这样一种印象：难民遣返是安静而平和的。

欧盟边境安全署拍摄的影片

现实却并非如此。

每天有成千难民涌入欧洲，但其中大量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拿不到居留许可，他们或许是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难民， 或许是因为曾有犯罪记录。欧盟为这些人建立起一套高效而专业的遣返机制，遣返的空中通道一直延伸到西巴尔干和撒哈拉以南，最远至刚果、尼日利亚。

今年47岁的阿斯特丽娜•舒卡特女士是社会教育学者，有16年和难民打交道的经验。她是德国汉堡机场的遣返观察员，已经做了六年，直到今年4月份。

她说，在机场遣返等待区的难民大部分是幻想完全破灭的表情，一些人还心存疑惑，少数人哭泣。还有人诉说自己的经历，抱怨命运的不公。

遣返独立观察员是针对难民遣返建立的监督机制，为保证难民在遣返过程中不会遭受不公正待遇，欧盟在2008年颁布一项指令：如果在遣返过程中不得已要采取强制措施，则必须顾及对方的基本权利和尊严。它还要求各个成员国建立有效的遣返监督机制。德国是欧盟第一个在机场设立独立观察员的国家。

舒卡特不能登机，联邦内政部尚不允许独立人权观察者随行。她说：“我不能阻止他们被遣返，但我至少可以陪伴他们一程。”

难民被送到机场后，首先要进行安检。曾有人用藏匿的碎玻璃和剃须刀割伤自己，遣返自然就没法继续。然后是行李检查。每人有20公斤的限额，必须全部托运。接下来是文件检查，有没有护照，有没有健康问题，适合不适合飞行等。现场有翻译和医生随时提供帮助。通过以上程序的人接着可以进入单独等待区。

目的国的交接官员希望在自己的正常工作时间接收遣返难民，考虑到时差，难民需要在德国时间早上5点之前到达机场，有时官员和警察凌晨两点半就会把他们叫醒。

人们在混乱中收拾行李，婴儿尿布、手机、钱、药品、文件。舒卡特见过穿着睡衣来到机场的女人，也见过找不到行李箱，只好把所有物品装进塑料袋的男人。

恐惧笼罩着每个被遣返的难民：接下来会怎样？德国官员会怎么处置他们？曾经不愉快的经历会重现，一些人呕吐起来。但只有少数人会反应过激，警察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插手。

集中在一起的难民

在德国，起初外管局官员和警察只护送难民从住处到机场，让他们独自登上民航班机或者由民事官员陪同飞行。可是难民总会大喊大叫，被惹恼了的机长让他们下飞机，这样难民又得在德国的土地上逗留一段时间。另外，民航通常只有两三个空位留给难民，而包机可以一次性把数百人送回去。所以，包机遣返就成了德国升级版的难民遣返方式。

马蒂阿斯•维曼是汉诺威机场的专员，已有多年领导遣返包机的经验，一般每月随飞一次。他说：“没有人自愿离开，每架遣返包机都与被遣返人的意愿背道而驰。”如果有人激烈反抗，警察会用胶带把难民的手捆住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手铐很少使用。在最严重的情况下，反抗者的手被皮带捆在髋关节处，束腿和头盔也会派上用场——以对付踢和咬。此时，舒卡特只能看，不能干涉，但是可以交谈。

每架包机上都有膳食供应，通常是素食或清真。热食比较危险，被遣返者可能会用它伤害自己或他人。在汉堡机场，整个装运工作的具体程序，没人能一探究竟。不论警察还是随行官员，都是自愿干的这份差事。

包机上的机务人员和度假飞机并无二致。法律规定每50名乘客必须有一位乘务员。每个难民的座位安排都已经进行过危险分析：一家人坐一起，单独的孩子和妇女坐在一起，年轻男人身边会有多名随行官员，被释放的罪犯有特别坐席。

机舱门闭合，所有人都明白一个事实：这不是一次度假旅行，一切将回到原点，他们会被送回出逃的地点，回到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地方。一些人颤抖，一些人嘶喊。

很多难民被遣返叙利亚

经年累月，联邦警察和Frontex的遣返包机事务已成为一种常规。但是各种无法预见和不可权衡之事依然贯穿始终：难民收到遣返通知后和当局玩躲猫猫怎么办？孕妇从第三十二周后就不能坐飞机了怎么办？身份证件不齐全怎么办？难民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怎么办？这些临时事件都可能造成定额的遣返任务无法完成。

2014年，一共有42架次包机从德国起飞，201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。德国联邦警察总署大楼一位组织遣返包机的女士告诉我，到六月底她已经安排了54架次，而且包机遣返的费用一直在增加。 2014年，德国政府仅在随飞安保这一项上就花了两百七十万欧元。

去年10月，德国派出包机遣返27名波黑人和33名塞尔维亚人，机上还有81名人员随行。包机价格为七万一千欧元，那次行动的总费用高达十万欧元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遣返官员说，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数千人的遣返被迫搁置。一次包机遣返安排了100个座位，最后只有9个难民出现在飞机上。